德里达从人间抽身而去 ，但他留下的“踪迹”却已经成为这个人间的不可忽视的部分。我们和德里达的告别其实也是一次重逢。生命的离去却带来了我们对于他的著作和行动的不断的回顾，他不再能够有机会观察这个世界，我们却获得了观察他的新的机会。德里达已经是无数文字的交响，已经跃入了文字编织的网络之中，他显身于此，也隐身于此。生命的结束其实正是它的延异，活的身体的消失其实是身体的转化、隐遁、展示的新的开端。于是，德里达的死毫无疑问给予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回顾对于他的理解和误解，让我们有更多的对于他的理解和误解产生。让我们回到他的同时，偏离、放弃和重新想象他的存在。于是德里达其实属于我们，尽管我们没有必要和可能谬托知己，但我们可以成为德里达的知己。但这个我们知己的德里达其实仍然是我们的陌生人。因为知己和陌生人并不相隔万里，而往往就是一念之差，一步之遥。

德里达对于我们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他是八十年代后期在郑敏老师的讨论课上被反复谈论的那个有玄妙思想的法国人，我们当年和郑老师一起阅读乔纳森·卡勒的《论解构》的时候，德里达是如此遥远，又近在咫尺的人物。在郑敏老师这位位四十年代的“九叶派”诗人的眼中，德里达其实不仅仅是哲人，他反而是一个诗人。他追究文字和语言的微妙处，在我们习焉不察的缝隙里发现矛盾、问题和断裂。他将常识放到了追问的中心，让你对于它产生困惑和不安。我还记得当年在那些奇谈怪论面前的震惊和困惑。他在八十年代后期的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狂飙之中，却给了我们一种冷静的力量。他对于“逻各斯中心主义”和“在场的形而上学”的解构，让那个“主体”解放的想象充溢我们思考的时代获得了一个反思的机会。在那个时刻，德里达给了我们一个反思八十年代中国沉浸在“启蒙”蒙”的明亮和单纯中的视角，也为九十年代中国思想对于“现代性”的反思提供了一个视角。

郑敏老师有一些献给德里达的诗，我们在读这些诗的时候，感到德里达仿佛就在我们身边。我能够感到郑敏老师和他的诗心相通，都有一种超越了时代的远见和力量。对于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德里达打开的世界是我们告别自己青春时代的盲信和天真开端。他和福柯、拉康等人的工作开启了一个中国急剧的社会转型时代的思想转型的趋向。我觉得幸运的是那个时刻能够和德里达“相遇”，这相遇对于我们人生的改变正好和一个新的时代的来临相关联。

德里达在中国思想从八十年代的“启蒙”转向九十年代的新的语境的过程中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解构”在当时可能仅仅是一鳞半爪的阅读，模糊零散的接触，歪打正着的理解，却象一颗漂流到异乡的种子，意外地结出了果实。九十年代对于“现代性”的反思的理论和思想的前提和“解构”密切相关。其实这里也有深刻的文化和社会的背景。九十年代的中国开始了一个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这个进程和中国“现代性”历史的走向是不尽相同的。德里达的“解构”意外地为这个进程提供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空间。反思“现代性”将我们带入了新的时空的新的问题之中，这是对于中国“现代性”的宏大的逻各斯中心的解构的实践。这种实践被称为“后现代”也罢，“解构”也罢，其实都是在思想层面上为中国的新的进程提供了必要的阐释和参照。陌生人德里达其实是我们的知己，这个冒失和没有根据的表述其实是有它的历史性的。 2001年的秋天，在北京大学的课堂上，德里达开始讲课。这时候的德里达和我们近在咫尺，却又让我觉得相隔遥远。他在台上讲的“宽恕”的话题显然是对于冷战后的世界有感而发。但他的玄妙的表述显然让台下的听众觉得极度的高妙和模糊。他从欧洲关注的那些全球性的问题，有关伦理、暴力、友谊、宽恕都是如此具体，如此和日常生活相关联，却又依然如此玄远和抽象，和我们每天遇到的挑战有些遥远。但德里达提出的这些问题，也难免和中国的未来相关联。中国今天已经不是过去充满 悲情的世界秩序的反抗者，而是新的世界秩序的关键的环节，中国在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和消费中的位置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已经是全球进程的关键的参与者。于是，德里达从世界的高度的提问，对于我们也是有趣的启发。我们必然有一个新的全球性的视野来关注那些看起来玄远的问题。

知己的德里达仍然对于我们是陌生人，因为我们需要的跨文化的、全球性的视野，德里达带来的这些东西让我们感到兴趣，却并没有感到和我们息息相关，我们还需要寻找和他的联系。于是，在二十一世纪初，德里达仍然在挑战我们，让我们不断回应这些问题。

知己？陌生人？无论如何德里达在中国的有何种意义，但他和我们已经纠缠在一起 ，还会纠缠下去。德里达曾经说过：“我虽然只有一句言语，但那不是我的言语。”我们和德里达的关系可能就在这言语之中。
 
 （本文作者系北京大学教授）